譯事之難，曰信曰雅可矣，何必曰達(dá)？蓋不能達(dá)，譯何為哉！而有信與雅，達(dá)又豈待言？夫《金剛經(jīng)》之譯也，達(dá)摩笈多之不能達(dá)，烏有其信？鳩摩羅什之足乎雅，必有其達(dá)。故曰：譯事之難，曰信曰雅可矣。其難，則信與雅有不得兼也。玄奘之譯《大般若經(jīng)》，第九會中《能斷金剛分》，固宜后出轉(zhuǎn)精，而事乃有不然者。曰其信，實(shí)無其倫；曰其雅，則殊不若鳩師，其流通之廣亦遜焉。豈奘師中土之產(chǎn)，反不及鳩師異域之材耶？信與雅有不得兼也。

且夫文辭，非孤生者也，必與乎其族類之情與思也。欲為譯事，情與思捍，則其文辭必格，勢所然也。強(qiáng)求其信，不顧其捍，文辭固可以達(dá)，而不能無格，格則不能雅矣。奘師之譯是也。蓋其思必欲符乎天竺，其辭又欲曉之中土，無所避其格，終無能為其雅矣。不強(qiáng)必信，曲通其捍，文辭之格得以稍緩，格稍緩則進(jìn)于雅矣。鳩師之譯是也。蓋不斤斤于貌合，常戚戚于神離，躊躇之際，有以緩其格，文辭之不期而雅者至矣。故譯之道，方其情與思捍，必使彼以從我，以緩文辭之格。不然，直學(xué)彼之文辭可矣，何譯為？是信與雅必不得兼，寧喪其信，不失其雅。失其雅，則為之奴矣。

玄思猶是，況詩情乎？是以吾人常讀詩之譯，識其辭，而不能辨其味。蓋其譯者，不顧其捍，強(qiáng)求信而實(shí)傷雅也。此在玄思，或為辭之滯耳；在詩情，則并喪辭與情也。故詩之譯，信為最下矣。彼費(fèi)氏結(jié)樓之移譯《魯拜集》也，得譯之道，具辭之雅。故能不為奧瑪珈音之奴，而翻為其主也。余頗怪今之移譯費(fèi)氏者，必反其道而行之，甘為之奴，何耶？

奴譯者，盡意于楮墨之內(nèi)，步趨原作，矜矜其信。然恐吾人一旦能讀原作，所譯即成已陳之芻狗。主譯者，著意恒在楮墨之外，曲通彼情，有不能必信焉。蓋彼之詩情，寫諸此之文辭，其情捍者其辭格。惟不欲其齟齬，忖度彼心，考量吾文，屬筆之際，遑顧其信哉！竟忘亦步亦趨，差得不似而似，然亦在讀者之會心也。為之既久，乃悟此亦江西派點(diǎn)鐵成金之法。惟彼所點(diǎn)化者古人之典實(shí)，此所點(diǎn)化者異域之文辭耳。孰謂既知古人之典實(shí)，遂可廢彼之詩派？然則既能讀原作之文辭，亦終不廢此之移譯也。

《魯拜集》之譯亦夥矣，大抵皆奴譯耳。惟七言絕句體譯本，庶能為主譯之想。蓋既肖魯拜之體，又備吾國詩體之風(fēng)致。惜哉！自西風(fēng)之東漸，世人竟欲為非類之奴，數(shù)典忘祖，于吾國舊體久不能嫻。其體之譯，固不為乏，求其合度者，十無一焉。余不才，以為其實(shí)可符主譯之名者，前則黃克孫氏、后則眭謙氏耳。康德云，有天才，有賞鑒。黃譯與眭譯，各得一偏，均見美質(zhì)。后之為繼者誠不易焉。而吾譯何為哉？余別有意在。蓋今之為譯者，竟尚奴譯。文辭既為非類奴，情與思亦必為之奴，浸而吾族類且為之奴矣。此余所深憂焉。故不揣固陋，黽勉為之，將以羽翼二賢，震懾諸奴。

余用費(fèi)氏結(jié)樓之第四版為底本，凡一百零一首。不取音譯之“魯拜”，亦不取意譯之“絕句”，命之曰《波斯短歌行》，庶得不似而似之旨。其八十二下之九首，原別為一小集，命之曰《甕歌行》。彼第一版中更譯之十八首、刪落之二首，第二版中更譯之五首、刪落之九首，及第三版中初稿一首，凡三十五首為《刪稿》。凡更譯者，皆加注第四版之序號。又于彼譯序譯注中拾得五首為《佚稿》。其后二首非魯拜之體，以仄韻七言絕譯之，用為分辨。

乙未年六月廿四，時當(dāng)立秋日，自序于我瞻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