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人好新奇，覺得唐人正規(guī)的詩已經作得盡美盡善無以復加了，就想另換一種面目，一種口味。按理說，這也是不錯的。不過獨出心裁的辦法也只能在一個時期里發(fā)生作用，而且也不可太偏。專門在某一點上考究而抹煞其他重要因素，這就失于偏，同樣會被人厭棄的。

黃庭堅所領導的江西詩派，專門以句法求新，就有這個毛病。

江西詩派雖然在近代占有相當勢力，可是前人也有很不以為然的。例如王若虛的《滹南詩話》說：“古之詩人雖趨尚不同，體制不一，要皆出于自得。至其詞達理順，皆足以名家，何當有以句法繩人者？魯直開口論句法，此便是不及古人處，而門徒親黨以衣缽相傳，號稱法嗣，豈詩之真理也哉？”

同一詩話里又說：“魯直于詩，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，或得一聯(lián)而卒不能成篇，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，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？”詩的好壞不完全在于一句的出色不出色，若必先想好一句好的句子，然后湊成詩，則詩之不能自然，也就可以想見了。譬如衣服妝飾是為人 而設的，有了人不怕沒有恰當?shù)囊路y飾，何必先作衣服妝飾而后找人呢？宋人知道單講詞藻的富麗不足以為詩，可是又忘了單講句法的奇峭也不足以為詩，所謂“齊固失之，楚亦未為得也”。

除句法以外，宋人又太過偏重先要立意，前人也曾指出而加以批判。謝榛在《四溟詩話》里說:“詩有詞前意，詞后意。唐人兼之，婉而有味，渾而無跡。宋人必先命意，涉于理路，殊無思致。及讀《世說》：文生于情，情生于文。王武子先得之矣。”

汪師韓《詩學慕聞》有一段很好的議論：“宋以后詩人有四種好處，曰博，曰新，曰切，曰巧，但壞處也就 在這里，學雖博，氣不清，不清則無音節(jié)。文雖新，詞不雅，不雅則無氣象。切而無味，則象外之境窮。巧而無情，則言中之意盡?！蓖羰洗苏f大致不差，然而也有語病。除了巧字是唐人所不甚措意以外，唐人難道不講求博、新、切嗎？不過不專在這上面爭勝罷了。宋以后的詩, 如果真能博、能新、能切，那自然還是好的。